所以根本不用怕土地兼并流转，地都集中在地主的手里也没事。

后来的宋代就是这样的，所以宋代土地兼并虽然严重，但恰是历朝中农民起义最少的朝代。

不抑兼并必然会带来一个导向，就是大量百姓成为佃户或进城镇，成为手工商业者，去当打工。

因此只要继续遵循朝廷早年颁布的租佃法，那么就不用太过担心那些失地农民怎么办。佃种地主的土地和种朝廷的地，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没什么区别，因为都要租纳税的。

过去百姓上最重的负担，其实是税，唐初的租庸调本质上来说就是税，反正不管分给你多少土地了，这税是跟田地、财产不挂钩的，而是只按丁和户来征的。

所以过去的税制下，有地的当然好过些，毕竟能赚钱税嘛，如果又没地又还得承担税赋，那就要了亲命了，所以大家宁愿去给地主贵族们当隶，不是良民就不是课户课丁不用纳税了。

贵族们乐的接纳这些投效的呢，也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特权，是国家免课户，地再多也不用纳税服役。

这就是地去税赋制度的极不合理处了，朝廷当然也看的出问题，只是过去天下动，朝堂上又都是那群既利利益者，内忧外患下也不敢做太大的改革，否则国就亡了。

而贞观之初，天下重新一统，旧有利益集团已经打，天子又是几百年一出的明君强者，朝中的执政官员们也以新贵们为主，他们当然不会去维护那些旧贵族旧利益集团们。

只能决定脑袋，不是看不穿，而是原来的那些舍不得动自己的利益，而后来者乐的重新分配利益。

这也需要特定的政治环境。

所以说历代开国帝王，其实都会做极大的政治改革，而且都毕竟成功。而历代王朝的中晚期，一般也都会被迫进行政治改革，但往往都不成功，原因也就在这，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力，哪肯轻易撒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