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心惶惶，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并不太大。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gmail.ㄈòМ 获取

财政是一个系统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地方官府收是不收？是不？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叹息道：“圣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而判出，但今财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的马：咱家圣太牛，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为出的原则，按照收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思路。

想要做到量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朝廷所控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无所适从！

财政收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突然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后。

量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保持眼下这种状态，扣除行政成本之后，其他财项统统上缴。

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活力不足，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

至于有什么天灾祸的变量，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可以及时应对变数，便不会产生太大的子。

地方上能动不足，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对地方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要形成自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

制度的变革，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

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一个物，那就是盛唐时期的相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名极盛，但执政能力也是颇为不俗，其在开元年间所编拟的《长行旨》，便是大唐财政变革的重要纲领，甚至在古代财政史中都拥有着不小的意义。

初唐时期，政府度支预算是以实物为准，如此一来，在度支计划中便包含了来年应收租调贡物的征集运输与收纳，政府收物之外的物料采买、称为折受余物，以及当年财政收在明年的支用况。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针对各种实物的收缴与采买都需要进行文牒沟通。单单朝廷所规定的实物色目就有粟、稻粮食与六种丝织品，而需要进行折税采买的物品种类更是繁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传通报，以至于计账工程繁琐，每州计账用纸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张。

《长行旨》便规定了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册之后形成定制，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册，仅仅只将当年财政收的支用进行度支计账，如此便大大省俭了计账的流程。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