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感的宣泄，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

屈原之《离骚》，的确是文体之典范，创千古之经典。可是商鞅的变法，却早在《离骚》之前，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忧愤的确能引起感的共鸣，可世道所需要的，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

商公已裂，屈子新生，若果有经世之才，不至于屈奏骚。秦国黔首尚能积功以进，楚国贵胄竟然远在江湖，你不死谁死？

李潼嘲笑沈佺期因为度量狭隘不准宋之问的诗文刊印，那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觉得宋之问的诗文的确颇具美感。

可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则能从宋之问诗文颇得追捧而看出世道之内仍然大有自觉不得意之，将自身的落魄归咎于时代的不公，所以幽愤不平。

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大致可以看出价值取舍。宋之问一之荣辱，并不值得圣亲自垂望，可是其之际遇冷暖，却能折出世道几信从。

“严审宋某所得几者关照，与事毕录勿遗！”

宋之问诗文造诣多高，并不是李潼关注的重点。譬如后世一个流量的价值体现，也并不在于他能囊括多少韭菜，而在于它能标定出多少亟待处理的社会问题。

宋之问的诗辞造诣的确不俗，但大多数也如李潼一般止于欣赏。可若背后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力量推动，那就需要仔细查一查，它要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