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而是因为担心散开之后，或会被当作逃逮捕，彻底的沦为隶。部族中针对逃的处罚可是极为严重的，哪怕是在游徙过程中，只要胆敢越过警戒的防线，轻则割耳割鼻等刑，重则命难保。

虽然大唐也有防备流民逃户的各种律令，但无论是防备的范围还是惩戒的力度都要比诸胡宽容得多。甚至在遇上一些力难阻的天灾时，除了各种赈济的措施，还会主动开放州县关防，让民间能够觅食求活。

身上高度的依附也让这些胡民们习惯了对宗主酋长们的无私献给，之前顺州有盗卖库物案，有胡州官将一整个官仓库物都市贩卖。

结果最后一调查，这些库物本来应该是发放给那些已经完成编户的羌民生产安家，但那些羌根本不去领取，便直接奉献给了原本的酋长。

如果说这些胡主动的献给还可以归咎为积俗难改、让怒其不争，那胡酋们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主动去荫庇胡部的行为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

在乍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胆怯是必然，下意识会对熟悉的事心生好感与依附。

那些胡酋们就是借助此类的心理，对大唐的政令进行妖魔化的解读，从而将其部族仍然把控在手中，进行各种鱼剥削，再转过来，通过宣扬这些卑胡们的凄惨处境，恳请朝廷能够仁恩普施，给予这些卑胡一定的关照与庇护，然后再借此由中攫利。

但事实上，真正让那些唐群胡生活悲惨、近乎朝不保夕的，恰恰正是这些胡酋贵族们。

大唐虽然不会过分的优待这些唐群胡，但三亩薄田、岁有恒出，更有工商百业、行市互补。哪怕这些胡本身不能融大唐的生活中，但还有官府组织的各种工事劳役，也会获得一些脚力补贴。

最起码，在大唐国境中不会充斥着各种部族间的掠夺与仇杀。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唐国内便绝对安全，但如果大唐真要大举残害他们，基本上在国门之外便已经杀净了。

李潼从不标榜天下大同、华夷一体，但就连他在听到一些胡酋贵族们剥削凌辱各自族裔的事迹时，都不免生出大开眼界之感。

有关这一节，他突然又想到一桩轶事，望着宋璟微笑道：“听说昨京东馆驿中有靺鞨前往迎接？乞乞仲象之子祚荣早多前便广邀靺鞨在京物，号召捐输集货，言要厚谢宋卿为其族支报仇之恩。”

宋璟听到这话后便正色道：“臣不知此员具事风格，但昨浅作观望，自觉不可纯良至孝目之！靺鞨新经丧，数万族支不知何所归附。其因鹊起、善作矫饰，恐不免有接掌靺鞨族事之图，宜需防备，不可轻纵，以免复为营州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