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全都停职，埋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事资源的费，可问题是，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就要发瓢。千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发的叛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绪激励与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潼敢废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行台幕僚群体。

这才是李潼已经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来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这些悉数都，自然能够极大缓解眼下所面对的局面。而且朝廷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属们归都之后也能避免话语权上面的争吵纠纷。

要抓权，先办学，这也是他们李家的优良传统，绝不只有玄武门事变的一招鲜。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比如他的北门学士。

李潼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园学士为他在士林培养望，但随着他离都数年，西园旧也泰半离散。坐镇长安时又组织了王府直学士，作为他的参谋秘书班子。

不过眼下是朝执政，所面对的层面远远高于原本的行台，当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不能再是以往的台班子。

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将王府学士调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分门下之权。唐玄宗李隆基也将翰林院扶植起来，以分中书之权。

李潼于原本的馆学之外再创新馆，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东宫崇文馆本名崇贤馆，犯他二爹李贤名讳，虽然已经改了，但想想还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监国，没有位在东宫，出走访都要经过慈乌台，不免又是涕泪横流。门下省弘文馆那就更不必说了，他大爹不答应。

所以在东华门再创新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谁敢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给他看看！

新创学馆以安置幕僚，这也只是第一步的作。下一步还是要把中书省下属的翰林院给搞起来，以分中书省权力，让朝廷权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说更有利君王。

毕竟中书省既掌制诰，又是政事堂首席，权力实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书侍郎就是出事几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张柬之在中书省倒是没出事，结果他把皇帝办了。

就连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给他一个中书令虚衔，以免朝中出现寡独相，但结果还是被韦承庆搞反了车，由此可见中书权重，已经成了一个君王一打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职位。

不过中书久掌制敕，其权威早已经植心，并不好贸然切割职权，特别是在眼下这样的敏感时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时候，唯独把中书侍郎这个职位给了杨再思，就是为了要借中书省的积威来宣发制敕，对中书省事权的剥离也只能从长计议。看起来区别不大、一样荣宠的职权给授，里面也是不少心机。

张说这段时间断案监刑，做的全是有损望德的事，眼下总算上岸了，且一看这新的职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颜开、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书，一路吐气扬眉的离开了政事堂。

对于张说这个小滑，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强，本身又素质极高，游广阔，很得朝野大佬们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压一压他的望。

眼下把集英馆书院事宜付给张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想要让幕僚们都后即刻参与军政事宜，不仅仅只是给他们一个馆堂开会那么简单，章轨、图籍等一应事物都要先安排好，事繁琐且重要，张说谙朝事运作，能力也的确不差，正好合用。由他进行筹备，也能让集英馆员就位后能够尽快行上正轨，发挥出备问咨询的智囊作用。

毕竟眼下掌权版图陡然扩大到整个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还有不少心腹之，但需要安的关键职位更多，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紧着用。

天黑后，诸司往政事堂运送文书的频率终于有缓。李潼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