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倒有些不知民间疾苦了。”

刘连忙劝说：“陛下勤政，与民休息，这是百姓之福。何况陛下有那么多绝对可以信赖的心腹肱重臣整治地方，风化俨然，下上达，毫无阻滞。

陛下纵然民，想要巡视天下治绩，也当在天下太平之后考虑，如此则不至劳民伤财。”

刘备摆摆手：“朕随一说，益州朕也巡视过多年，谙民，河北沦陷诸州，本是朕故乡，也熟，将来光复幽冀之地时，朕要亲征督战。以后太平了，凉州要巡视一下，南边荆楚吴越之地也不能少。”

刘备稍微走神意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审刘的细则其他部分。

水能费是计征办法上最复杂的一类，这个搞定了之后，后面其实都更简单，也便于理解。

刘备大致看了一下，织机的工业税是按照每台蜀锦织机一年一千五百钱、每台棉布织机每年一千钱收的。

这些机器比旧机器可以节约两个左右的劳动力，用一个织工就织出原先三个的产量。所以多收的税比一个一年的税还低一些，商户也承受得了。

另一方面，刘也不是本着刻意盘剥，他在制定费率的时候同样本着李素教他的指导神，想到了要“鼓励提高机器效率”。

所以无论未来机器有没有进一步进步，只要是使用一个工作的丝织机，始终是一年一千五百钱。

如果再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天才进一步优化技术，出现“2.0版织锦机”，能做到老式机器的五倍生产效率，也依然是那么多税。

科技越进步赚得越多，这个立法神和鼓励方向也就没问题。

刘备之前记得，李素当年搞的“蜀锦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时候，在益州弄出了近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

那几年里为了给弩式飞梭搞牛筋，还一度让整个天下的牛筋价格涨，连朝廷负责军工的将作监，生产弩的时候牛筋成本压力都巨大，关东诸侯一度造弩都造得烧了。

早些年，刘备的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技术扩散的专利费撑着的（当然那个专利费是诸葛亮自己收、然后买国债给国家用，不是国家的钱）。

现在机器增量增速放缓了，终于可以以“持有税”为主了。类似于卖房卖地卖得差不多，就该收物业空置税了。

益州就有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凉州还有十万织棉布的，全国加起来，刘备治下可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大约是四十到五十万机，平均每年每台一千两三百钱，织机持有税一年就是六到七亿。

不过这部分财源的好处是不受制于地域，未来的可复制比较强。因为织布织绸哪儿都能，未来还能普及到麻纺织领域。天下太平之后，东方八州也能快速推广。

所以纺织业是一项对刘备统一过程中帮助不如水能工业、但天下太平后后劲更足的生意。刘备考虑到自己统一天下问题不大，已经把关东地区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一样惜，所以也要适时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

那么大一个大汉朝，才四十多万台机器、不到一百万用新机器织布，普及率还是太低了。

统一后，天下会织布的怎么也得有一千多万，哪怕三个合用一台错开时间三班制，这个市场怎么也能扩张到三百万台机器的保有量吧？

到时候，一年纺织工业税就能收四十个亿！已经跟灵帝初年全国的总财政收差不多了！果然工业税还是比农业税有前途！

当然了，前几年刘备阵营严控织机扩散速度，是有道理的，觉得天下重归一统还久呢，扩散早了被敌占区百姓和商学走，敌的战争潜力也会提升。

但现在袁绍都打趴下、孙权都灭了，就算刘备放松民间生产织机，要传到关东也得一两年呢，到时候袁绍就彻底灭了。最多还剩一个曹没收拾净，也不怕了。

到时候刘备在扬州和河北都种田，曹还种个，体量差太多了。刘备多赚五个钱，曹或许才多赚一个钱。

所以刘备犯不着为了“封堵曹少赚这一个钱”，就忍着连自己理论上能多赚的五个钱都看着不去赚。

这个账很容易算明白。

更何况，飞梭织机能控制，产品的流通却不能控制。五尺宽的巨幅蜀锦往关东都卖了四五年了，袁绍和曹地盘上的富商们也会自发琢磨办法仿制这些产品。

他们猜不到诸葛亮的机器技术原理，却可以从产品倒果为因往前逆推逆向。

所以，最近一两年，关东袁绍和曹地盘上，其实也自发出现了一些点歪了科技树的替代品织机——

那些织机的设计者没想明白飞梭是怎么搞的，就用笨办法，一台机器从一个工增加到两个，一个专门踩提经的脚踏板，一个专门走来走去拉扯纬线。

这样的机器，如果也织五尺宽的东西，那就是“两个了原来三个的活”，虽然不如诸葛亮的“一个了三个的活”那么高效，但比原来的旧货至少是提升了五成效率。

而且这种双织机还可以进一步加宽织出来的布的宽度——反正专门有个弯腰拉纬线，五尺也是弯一次腰的作量，六七尺也是弯一次腰的作量。

最后普遍加到六尺多，也就是一个成年双手臂展的长度，因为再加下去就不只是弯腰能完成的了，得左右折返跑。

那样会拖慢提经的频率，纬线效率的继续提升还弥补不了经线效率的下降。最终细算下来能做到诸葛亮飞梭织机六成多的均生产率。

只能说，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自发动脑子，这事儿是拦不住的。50%的利润增加幅度，虽然不至于让铤而走险，至少也能让绞尽脑汁。

……

水车、缫丝、纺纱、锻造、织机……这些大全部核算完之后，最后只剩酿酒和烧瓷这些“高尖科技”。

刘对这些税也是分两类办法管控：第一类是技术上已经众所周知，无法技术封锁的，也就是传统的低度酿酒行业。

这个行业只能是比照盐、茶的做法，直接比较低的价格卖生产额度给商。其中商私酿、少买酒引实际上多生产、偷税漏税……肯定都是差不清楚的。

所以，这部分只能是仿照包税制，一块牌照一年多少固定保底抄引额，真要是多酿也没办法，只能是指望地方突击检查和竞争对手举报。

最后核定的价格是：凡是商要经营卖酒业务的，一年至少按销售五百石算，才能拿牌照。一张牌照按照每石二百钱的税，就是十万钱。

再往上，有各级年生产量的牌照，十万钱起跳。所以连十万钱税都不起的，就别做卖酒生意了。

而且朝廷为了节约粮食，也不鼓励卖酒无序发展，基本上每个县一共有几张卖酒牌照，都是有总量控制的。

一个县每有一千户，才允许发放出去一张经营酒类的牌照。县令如果敢超发，被观察使和朝廷的监察系统官员查到了，是要遭到违纪惩戒的。没有牌照的都算私酿，只能自己喝不能拿去卖。

高度酒和青瓷，就比较容易管控和算税了，这些东西至今只有诸葛亮有专利。

刘最后核算的征税价格，是“高度蒸馏酒，每一座蒸馏炉，凡年蒸馏酒产能一百石的（要消耗掉五斗薄酒才能蒸出来），年收五十万钱奢侈税。”

一年蒸一百石的蒸馏炉并不算大，每天才蒸出三斗而已。所以几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