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武以至孔子而迄孟轲止，圣圣相传，皆言道而不言理，传道而不传理。所以然者，以举道而理自在其中矣！宋儒之特举理字，以立理学，除标新立异别开路径而外，岂有他哉?韩愈力倡道统之说，宋儒意欲创“理统”以继“道统”，井求之于禅释；且后分裂道术，各执一端，而有程朱陆王之千古公案，纷争不息，延及各家门，亦复互相攻讦，又何其小哉？夫天下，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事，一经各立门庭，互逞舌，反使道愈辩而理愈纷，理愈争而道愈晦矣！此正所谓“无事生事”、“无争生争”者也。”

韦宝这句话算是听懂了，点道：“不错！“无事生事”、“无争生争”，最是坏事。”暗忖东林党不就一帮这种货色吗？

大明阉党势力大的时期很多，但哪个时期也不如明末伤经断骨，因为天启朝之后，阉党被崇祯弄净了！没有阉党了，东林党独大，天下毁坏的更快。

孙承宗见韦宝赞成自己的观点，更为高兴，觉得韦宝与自己的想法很投契。

在古代，读书是非常注重思想观点的，尤其是当官的读书！

在孙承宗看来，韦宝已经有秀才功名，并且是豪富之家了！最不济，最底限，将来也至少是辽西辽东当地的重要官员！

大明秀才很多，穷家的秀才连糊都难，但是有钱家的秀才，已经算是不小的功名了，功名只有和金银捆绑在一起，才更能生辉。

若是韦宝能再进一步，弄个举的功名，单凭韦宝今捐赠24万两纹银巨款的功劳，再花费点银两，直接便可以补一个七品官的缺。而且韦宝现在这么年轻，就这么有脑，有手段，以孙承宗的慧眼看来，韦宝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所以，他很想弄清楚韦宝是否与他的想法一致。

当然，孙承宗的这些想法，就不是韦宝能琢磨透的了，韦宝还以为孙承宗年纪大了，话多？见谁跟谁聊兴趣好？还是看自己有眼缘？喜欢跟自己聊天？

反正没啥文化修养的韦宝，是不会想到孙承宗这是借着谈养身修身，在试探自己的政见，他还远没有到能与古代大儒谈文论道的思想境界。

“韦公子啊，夫道，寂然无物、无形、无名、无体、无象，远存于先天之上，近存于一心之内，广被万物而无或遗，中应万事而无不当。故天下万变万化，要皆备於吾心，一心不动，肆应咸宜。孟子曰：“自求即得。”自求者，自求于吾心也。举心，则自在其中矣；举，则道自在其中矣；举道，则天地万物自在其中矣！故言孺家之道统圣脉，一是以存心养为工夫为脑。心存养之道及其下手方法如何？”孙承宗问道。

韦宝一怔，你自己聊就聊吧，老是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吗？

但韦宝有个优点，听不懂别说什么的时候，会接一句：“我没有想这么，但我觉得督师大说的很有道理，句句引思，跟我想的一样！”

孙承宗赞赏的点了点：“要亦静而已矣。心之体本静，体亦然。感于物而动，缘于欲而动，动则失其本，而违于道矣。道不可须臾离，故心不可须臾动。天地万物，生于静而长于静，失于动而亡于动。余故曰：‘静罔不吉，动罔不凶。’此古哲之所以谓‘一动不如一静’也。《大易》所谓‘寂然不动’者，所以存其本心，养其体也。所谓‘感而遂通’者，在其寂然不动，则湛然无物；湛然无物，则然虚明；然虚明，则有感即应，应而遂通矣。其所以能应而遂通者，盖然虚明，则灵觉不昧；灵觉不昧，则一独耀，则无知而知，无得而得，不能而能，不而。故能有感斯应，而应无不通也。兹为世修圣之道与成圣之道之方便起见，特再将历代圣哲所述圣修养之圣脉心法，无论其言道、言德、言学、言理，凡可应用于静坐中，以之为内修工夫炼养者，择要简述之，并明其条理体系，用为儒家中修养内圣工夫之，准绳与典则。并免徒让道佛二家圣哲专美于前也!故就散见于往古经籍中之圣言圣法，归纳之共为十二条目，以为儒家中修持“超凡圣”工夫之心法。且此十二条目，不必一一全修，择其之所近者，任修一条或二、三条，均可几于圣地。亦非谓除所举条目外，便无修持之法，惟大体说来，此即为内圣修养之最重要纲目。至其静坐中之诀法，亦当尽量择要简为指出，以供学者之所取法焉！其须自契自证，非言语文字之所可得而传者，亦惟有略之矣。”

孙承宗说完，看着韦宝，期待韦宝的看法。

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语言中。”

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都会说这一句，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

孙承宗闻言大喜，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是个可造之材，对韦宝更加喜欢。同时确定，韦宝这种的想法，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趋于成熟，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

有学问的，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

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

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的高涨。

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实用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政，反对矿税。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

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东林党就有不少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

他们有的突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