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能分，不能无群，群不能无分。不过荀子之分，更近于阶层的意思，故而‘群则无分则争’，因此必须以礼维护，同时分也可尽其才，最后‘农农，士士，工工，商商’。

而分工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的也清楚了，分工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

当时荀子与亚当斯密都面临一个问题，世俗总是用道德的制高点来极力谴责财富的积累，商业的发展。

只是亚当斯认为适度的利己，最终会造成利他。比如商贩将商品给百姓，并非是为了作善事，而为了将商品换作了金钱利己罢了，而长久的利他一定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最后亚当斯密成为经济政治学的鼻祖。

而荀子呢？到了明朝甚至连陪祀的地位，也被取消。

而林学的主张是利利己是为义，己是为仁，这与荀子，亚当斯密的理论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故而恢复荀子的道统十分必要。

只要能站在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辩的理论制高点，如此将来的改革变法就有了理论铺垫。

当初辞官在乡时，林延读菜根谭里‘善启迪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及之，毋轻矫其所难’有所感。

一切变法，移风易俗都必须从教化心而起，教化心不是徒然说教，变法当从易到难而不是一下子动大刀子。这与林延决定从下至上，水到渠成的变法，可谓不谋而合。

所以荀子陪祀之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这一次朝野间的辩论，林延将自己政治主张通过舆论进一步的宣传。若是先变法再宣传，则成为说教，读书百姓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有反效果。

现在因此事引起了争执，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才是林延所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