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总结为民主之后杀全家。

顺带说点题外话，被指责为臣、卖国贼、蟋蟀相公的马士英，本身是属于周延儒和东林党互相妥协平衡的产物，他就任凤阳总督是他的好朋友阮大铖所推荐。而之后，马士英在甲申国变之时坚决拥立宗直系子孙之中与崇祯血缘最近的福王，此举便是彻底的得罪了东林。

在钱谦益等的一番彩表演之后，马士英这个东林党后裔笔下的千古权，却是辗转各地抗清。

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转清方统治区遵制剃，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的痛斥“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君子。

其实顾诚先生说的是参与《明史》实际上总纂的万斯同，对马士英之死的不实、甚至污蔑之词。而万斯同其实是黄宗羲在康熙十八年清廷下令由黄宗羲“局主持”，黄宗羲实际派自己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编纂，也就是说对马士英之死的污蔑，是黄宗羲授意的。

上面我说了，各种档案资料，和当世之都很清楚知道马士英被俘就义而死，黄宗羲等不敢直接污蔑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

“士英与长兴伯吴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相比之下，黄宗羲、张岱等就是眼见南明势力不成事了，于是赶紧弃主而去。从己方地盘跑到敌占区剃了做顺民以求活命，拖着根辫子称自己是“明朝遗民”。更可恶的是，他们反而继续污蔑真正为大明朝效忠死节的烈士是“投降被杀”，其品德到底如何，大家真有目共睹了！

其实为冤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是东林党中所谓逆党分子，然而二均在南京城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污蔑为杀妾潜逃而遭兵殴打致死。造这种恶毒谣言的，真可谓“舌可犁也”！东林党，嘿，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说完了对国家的态度。再说说对朋友的态度。复社首领张溥过世之后。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当时东林诸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为他办后事。这个便是被东林所不耻的马士英。

马士英曾经自己说过。“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谁问死天如也？”他说你们东林复社党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而他与张溥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阮大铖而已。

对待国家、对待朋友，能够做到这样，东林党每每挂在嘴边的古之圣贤、仁君子也不过如此了吧？

黄宗羲的一番做作，顿时让东林党士气大振。连篇累牍的文章纷纷出台。令各地报馆的印刷工们累得腰都快断了。

更有甚者，脆就将文字付诸于行动。组织起数十艘、上百艘的江海两用船，大摇大摆的闯关出海，在崇明、川沙等地的海关上前盘查拦截之时，更是被这些指着鼻子大骂祸国臣的爪牙走狗。

若是一两艘船出海走私，海关之还可以凭借快船大炮予以拦截，但是，面对着数十艘上百艘的大船蛮横冲来，一时间却也是手足无措，竟然被他们冲过海关拦阻，扬帆出海而去。

“没关系！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看着一堆一堆的请罪书信、公文，还有从江南、京师来的报纸，守汉在德王府行辕中冷笑一声，抬起脚来在满地的纸张上恨恨的踩踏几下，发泄心中的怒气。

在李贞丽用一张薛涛笺写就的书信上，守汉看到了这个的满腹亏欠之意。他嘴角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你的那个准婿给我找了这么大麻烦，我该怎么报复一下呢？要不要给那个姓候的小子提前带上一顶绿帽子？”

后宅之中已经有了其木格母，守汉不介意再给自己的床上添上一对。何况这对还只是名义上的母。

“传本伯军令给水师提督郑芝龙！令他加强南直隶和浙江、福建等处海防，严格盘查各处过往船只，是否有资敌走私行为！”

“主公，这倒是不必了。以郑提督的做事风范，往来哨船发现了这些船只不曾有南京守备衙门和咱们颁发的旗号，便是冲出了长江、杭州湾又如何？只怕不消半路程，便会连船带货一并成为水师的缴获。”

熟悉郑芝龙那个海盗脾气的陈天华等，对于守汉这道马后炮质的命令不是特别感冒，无非是给郑芝龙的沿海打劫行为披上了一层更合法的外衣罢了。

“就是！只怕这道旨意还不曾到胶州，郑提督缴获的走私船只、货物，俘虏的水手，便已经在广州、泉州等处港上停泊发卖了。”

守汉对这些议论，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过，以他那位亲家的尿，这种事是绝对要发生的。你能够想象，一恶狼领着的一群饿狼会放过一群肥的羊羔吗？

郑芝龙就是海上的狼王，他手下的舰队都是海上的狼。

随手捡起一份报纸，守汉皱起了眉。

上面所抨击的一些南中见闻，虽然颇多有色眼镜的因素，有失偏颇，但是也让他看到了一些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资本来到了间，从到脚都是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工业革命时，西方各国普通的工作时间是16小时，能找到12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是耶稣保佑的结果。1812年，英国议院调查，震惊的发现，成千上万的童工在纺纱机旁每天工作达18个小时之久。

种植园的劳工被形容为“复活的隶制度”，苦力的死亡率年平均为4.6%，英国商品为何横行世界？因为他们工的平均寿命最低，工的压榨，已经到了极点，余者各国，皆不能在成本上与他们竟争。

伦敦一家经济杂志统计，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每年有1400名矿工丧生，利物浦工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厂工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

除此以外，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中流行各类的职业病与传染病，如矽肺、瘰疬、佝偻病、伤寒、霍等等，因长期从事某种单调的机械作，很多身体发育畸形，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他们报酬还非常低微，法国的成年男工，一个月的收不够买一身衣服，童工每天的收仅够买些面包糊。

便是如此，为了不被扣除工资或解雇，工怀孕后直到分娩前夕还在工厂里工作，因此常常造成流产，甚至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要回到工厂整做工。

童工在坑道里匍伏爬行推动煤车，因为工伤常常肢体不全，却忍受着污秽肮脏的环境，无无夜的辛苦劳作，导致个个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