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国，后命曹参，权柄极重，虽然惠、文时往往二相并置，且有御史大夫为宰相之亚，主权柄，仍然难免偏移。是故汉武帝始建内朝，任尚书，命大司马，以分宰相之权。

“汉武设内朝，乃因君主不躬亲政事，则相权必大，倘若躬亲政事，则无辅弼之……”再指指让裴该疼的那些公文——“如文约今。丞相、三公尚且开府，僚属罗列，则以一之力，如何可以制之啊？其命尚书，初不过管理文档而已，如今之郭景纯、胡子云；然终不能协理君，乃命录尚书事、平尚书事等，且尚书分曹，其署繁。

“逮不设丞相，而尚书实夺三公权柄，乃复设中书、门下，以出诏命及省尚书事。要在使臣相互制约、监督，而其君可独权柄于上也。今行台分部理事，一如尚书，而别无中书、门下，则与中朝状况何其相似啊？况且录尚书事，权也非职也，今行台之长史、司马，则职、权并重，比拟秦汉之二相，或一丞相一御史大夫，应无大异……”

“大，”裴该忍不住打断了荀崧的话，说，“行台终不能与中朝相比。”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前世也曾多次梳理过历朝官制的演变，你不必要现给我上课。问题我这儿终究是个临时机构，不是真正的国家、朝廷啊。

荀崧正色道：“虽为行台，置罢非旦夕之间……”你都归天子而自居长安快两年整了呀——“所统四州两郡，事务繁杂，且既命诸部，一如尚书，则岂可不备门下？我自归长安后，不涉政务，唯冷眼旁观，行台虽较中朝为振作，因循苟且之事，亦不罕见。或正因为文约故意自弱于中朝，不敢事事比类，诸吏乃生浮躁之气……”

尚书省自西汉始设以来，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扩张的过程，如此到了隋唐之际，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最初，尚书省是窃夺了丞相和三公的政令权，继而又手九卿的行政权——但在晋朝，仍设九卿，其职权与尚书诸曹往往重叠，遂导致责权不清，行政效率低下。

先贤于此，早有规谏，一种意见是建议脆罢九卿，而将行政权尽数收归尚书省；一种意见则是保留九卿的行政权，而尚书省仅仅作为其领导机构存在。裴该既然行台长安，详细规划和搭建类尚书省的班子是很正常的事，但他不可能模仿朝廷，再创建九卿的外派机构，因而脆一步到位，把十二部规划得极详细，所用员也远远超过了中朝的尚书省，完全夺占卿权，大致等同于隋唐的行政机构。

这在荀崧看来，那就是你不敢一板一眼照套中朝架构，而要刻意彰显长安行台的地方和临时——照这个样子下去，官吏们还能有多少动力啊？目前在你督责之下，尚能实心办事，时间一长，必生怠惰啊！

裴该不禁心说，还真是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不同问题来，陈頵前不久还在夸长安行台的架构搭得完全，你这会儿倒说是台班子……

不过也对，关键不在于角度不同，而在于视野不同。陈延思终究只是名中级官僚而已，光看到了行政系统的单一化和职权明晰化；荀景猷却是做过执政的，能够站在更高角度观察我这一套新系统，所得结果必然是：政令方面，唯大司马与裴文冀、陶士行三而已，你们就算千手观音也忙不过来啊！

并且更重要的是，裴该你身边儿没啥，只有一票文学侍从，帮忙整理文牍，以及代笔写文章而已。相比之下，裴长史和陶司马倒是门客众多，则时间一长，难免有太阿倒持之忧！

荀崧生怕裴该误会，还紧着解释：“文冀为至亲，士行亦循规蹈矩，我非疑忌二君也，唯论制度，此非长远之计啊。”

裴该就问了：“则请大教我，该当如何更制啊？”

荀崧建议道：“可即于大司马府内设一房，除郭景纯、胡子云等外，多选智谋之士以为辅弼。大司马政令，皆由此房宣出；长史、司马诸部所奏，亦由此房审核……”

裴该笑道：“此与设门下省无异啊。我终究只是行台关中，若如此做，恐怕会引发朝廷的猜忌……”

荀崧打断他的话，规劝道：“文约，朝廷猜忌与否，只看时势，与文约所行何关哪？即便不设门下，难道朝廷就不猜忌了么？岂不闻‘秦当雄’之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