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字好说，本意为军中约法，后引申为完备、包容、广博，还没有后世应当之意，也不能作为指代词，且没有该欠之意——否则连常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军中之约的原意，魏晋时就已经不用了，至于完备之意，本来便有个通假字为“赅”——后世本就有“言简意赅”之语——那么脆连包容、广博也都转用“赅”就完啦。

好在按礼避名不避字，要不然连“文”、“约”俩字儿都不能用了……这可怎么改好啊？

问题是儒臣们还要求敬避先帝之名……裴该之父为裴頠，这字儿少见，无所谓；但其祖父为裴秀、曾祖为裴潜、高祖为裴茂，都是常用字，就很不好改了。东汉时曾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为茂，所以秀才就叫茂才；但到了华朝，若如此避世皇帝讳，便犯圣皇帝讳……再找个什么同义字合适呢？

以“荣”代“秀”、“茂”？以后乃有“木荣于林”、“百丰荣”等语吗？似乎也不大合适吧。裴该就此以询群臣，饱学宿儒也不能答，才总算把这事儿给按了下去。不过他原本计划开科举，试秀才的，估计这词儿不能再用了……

裴该随即吩咐秘书卿郭璞和秘书监胡飞，要他们引经据典，就避讳问题写一篇论文出来，明其始源，道其不便，以期形成舆论风，尽量避免这一礼俗的扩大化。裴嶷等是不知道，裴该可清楚得很，这避讳问题到唐以后越来越泛滥，搞得是多么的不堪。

因为魏晋以来，士不但避公讳，而且还经常避私讳，到了唐朝，竟然将避私讳都堂而皇之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去。比方说，倘若某所任职务冒犯了其父、祖之名，就要服一年徒刑——父祖名安者，不得任职于长安；父祖名军者，不得担任军将。甚至于还避同音字，所以诗李贺因为老爹叫李“晋”素，他就不能去考“进”士……

韩愈因此作《讳辩》一文，讥讽道：“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乎？！”

宋朝更要命，每个帝王本名要连同音字都避，比方说宋高宗赵构，除构字外，还须避遘、媾、购、彀、句、够、佝……多达五十五字！这一朝十几个皇帝下来，你还怎么落笔写文章啊？！

宋代还算是明令避字的，唐代则“无讳训，听臣下随宜代易”。所以有避李氏先祖李虎之名，改虎为武（虎牢关就此成为了武牢关），有则改写为兽，或改写为豹，或改写为彪……那特么还是同一种动物吗？！

因此裴该命郭璞等作文，就申明了几条原则，除“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外，还包括“二名不偏讳，更名不再讳，讳字从政令，明公讳而驰私讳，止讳一字不及同音”，把那些后世泛滥的漏尽量全都给堵上了——起码在我华朝，别搞那么多有的没的！

此外行文地方，张榜明确讳字，以使士民咸知——因为犯帝讳属于大不敬，法律上真有处罚规定啊！我既然阻止不了这花活儿，也总得宣示臣民，免罹不教而诛之讥吧。

裴该甚至还在琢磨——要命啊，以前没想到会有这路事儿，我要不要把儿子裴俭的大号也赶紧给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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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群臣纷论礼仪之事，前线将兵自然毫无所知，而引发这次风的魏亥，则坐镇枋，正在疼。

魏亥的主要职责，乃是护守从棘津到枋这二十里运河水路，从枋到前线二百多里的陆路，以及兼守内黄、长乐，防备羯军从侧翼骚扰粮道。其任虽然不包括黄河，但冰凌逐水而下，导致河上船运不便，这事儿自然也瞒不过他。魏亥因此担忧，倘若洛阳方面的粮不能及时运来，使我接济不上前线，很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失利啊。

祖元帅若因此而战败，他肯定要回洛阳去向朝廷讨说法，然而在此之前，你猜他会不会先斩我塞责？

再者说了，即便祖元帅不责我，此事也必将引发我军与朝廷之间的龃龉，一旦因为细事而导致冲突，大河上下，又将成为战场……别说到时候未必打过得洛中王师，就算打得过我也不想打啊——好不容易改朝换代，使大家伙对太平有个盼望了，谁愿意同朝之臣再起纷争呢？

于是也反复上奏，催促粮运，但很明显的，从洛阳方面过来的粮船断绝，粮车数量也不足够。这一，魏亥正在营中愁眉不展，忽然得报，说：“枢密省兵部侍郎杨清奉诏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