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她忽然说,声音哑哑的,“李总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
“说公司需要周转,问我能不能先把车卖了,钱借给他。”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我。
她的眼睛盯着碗里的米饭,筷子在碗沿上一下一下地敲,像在数拍子。
她不敢看我,因为她知道这要求有多过分。
那辆车是她的名字,但钱是我和她一起“攒”的——至少她以为我以为是这样。
她要卖了我们的车,把钱借给另一个男
。
她知道这说不通,但她还是要说,因为她还没有放弃他。
“你答应了?”我问。
“没有。”她摇了摇
,“我说我想想。”
我看着她。
她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
——不是犹豫,不是纠结,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
站在悬崖边,知道不该跳,但腿已经开始往前迈了。
她不想卖车,但她想帮他。
这两个想法在她脑子里打架,打了一夜,把她的眼睛打肿了,把她的胃
打没了,把她的魂打散了。
“那你想好了吗?”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
筷子停了,敲碗沿的声音停了,连呼吸都变得很轻很轻。
窗外的阳光照在餐桌上,照在那盘排骨上,油亮亮的。
她盯着那盘排骨,盯了十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老公,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明知道他是那种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明知道他对我不是真心的,明知道他外面可能还有别
,但我还是想帮他。我一听到他声音发愁,我就心软了。我是不是有病?”
她没有病。
她只是犯了和所有赌徒一样的错——已经输了的钱,总想再赌一把赢回来。
她在这段关系里押上了太多东西——婚姻、名声、尊严、三十五万存款。
她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全部打了水漂,所以她必须继续押注,继续赌,赌他能翻身,赌他能回报她,赌她的选择没有错。
“你不是有病,”我说,“你是不甘心。”
她抬起
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掉下来。
“对,”她说,“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这样了。我不甘心我是第四个。我不甘心他骗了我。”
不甘心。
这三个字,是我听过的最悲哀的三个字。
比“对不起”悲哀,比“我错了”悲哀,比“我不配”悲哀。
因为“不甘心”意味着你还想要,还想争,还想赢。
而你知道,你赢不了。
那天下午,她出了门。说出去走走,透透气。
她走了以后,我拿起手机,给沈静秋发了一条消息:“他让她卖车。”
沈静秋回得很快:“我知道。他今天早上跟我提了,说那辆车是‘公司的资产’,要拿回去抵押。我说那是你送给
的礼物,不是公司的资产。他摔了一个杯子。”
摔了一个杯子。
沈静秋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李志强站在装修考究的客厅里,穿着那件
蓝色的polo衫,手腕上戴着那块劳力士绿水鬼,把一只玻璃杯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
沈静秋站在对面,面无表
地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
。
“他急了。”我说。
“他当然急了。”沈静秋说,“钱没了,公司要倒了,车也要没了,那个
还帮不上忙。他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那块表。”我打了这几个字,自己都觉得冷。
沈静秋回了一个句号。句号比任何话都重。
晚上,黄润蕾回来了。
进门的时候,她的表
和出门时不一样了——不是释然,不是想通了,而是一种认命了的平静。
她换了鞋,走到我面前,站定,看着我的眼睛。
“老公,”她说,“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车不能卖。”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不是冲动,不是赌气,是真的想清楚了之后的稳。
“那李总那边呢?”我问。
“我帮不了他。”她的嘴唇抖了一下,但她忍住了,“三十五万已经没了。车再卖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她终于想明白了。三十五万已经没了,那是沉没成本,追不回来了。如果再卖了车,她会失去更多。她终于学会了止损。
“你跟他怎么说?”我问。
“我给他发了消息,说车不能卖。”她拿出手机,翻开聊天记录,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到她的消息:“李总,车我不能卖。那是我老公的钱买的,不是我的。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了。”
我盯着这条消息,盯了好几秒。
不是因为她拒绝了他,是因为她说了一句她以前从不会说的话——“那是我老公的钱买的”。
她在用我当挡箭牌,用“老公”这两个字来拒绝他。
这很讽刺,也很合理。
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谁才是真正对她好的
。
虽然这个“好”,她也快要失去了。
李志强的回复很简短,只有一行字:“你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
她把手机拿回去,锁屏,放在茶几上。
然后在我旁边坐下,靠在我肩上。
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像随时会被风吹走。
窗外的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挂在对面楼的楼顶上方,像一个不会说话的眼睛。
“老公,”她轻轻地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
“不会。”
“我觉得自己很可笑。”她的声音闷闷的,“我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把所有
都玩弄于
掌之间。结果我才是那个被玩弄的
。”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她?
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心
。
落井下石?
我做不出来。
我只是坐在那里,让她靠着我,听着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
水,来了又退,退了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