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大妈放下手里的身份证，把老花镜推到额
上，用一双被镜片放大了的眼睛看着吴媚。“姑娘，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就是您看到的关系。”吴媚的声音温和而有礼貌，嘴角带着一个标准的微笑。
大妈又看了看秋文，又看了看吴媚，嘴
抿了一下。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也不是老古板。但是——”她把老花镜拿下来，用眼镜腿指了指桌上的身份证，“你们两个年龄差了——我看一下啊——差了十七岁。姑娘，我说句不该说的，这年纪差得都能当母子了。你确定了吗？”
“确定了。”吴媚说，声音平稳。
大妈沉默了两秒。
她的目光在吴媚脸上停了一下，又移到了她的身材上——从胸
的饱满弧线到腰肢的收窄再到翘在二郎腿上的那条修长笔直的小腿。
然后她把目光转向秋文，上下打量了一圈，嘴抿得更紧了。
她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身体往前倾了倾，压低声音对吴媚说：“姑娘，过来。”
吴媚愣了一下，然后往前凑了凑。
大妈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只有她们两个
能听到的程度。
“妹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条件——我看着你呢，长得漂亮，保养得也好，这身材更没得说——你看你二十几岁？最多三十出。你这样的条件，找什么样的男找不到？你找一个跟你同龄的、有事业有基础的，多好。他——”大妈偏看了秋文一眼，“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大学还没读完吧？这种年轻小伙子，他可能图你什么你知道吗？”
大妈顿了顿，把声音压到几乎是气声的程度：“图你钱。现在有些年轻男孩就是这样，专找比自己大的，甜言蜜语哄着，等把你的钱骗完了，跑了。到时候你老珠黄，财两空。妹子，我在这窗坐了十几年了，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不是这个年纪差就一定不好，但是你得想清楚，别被哄了。”
吴媚听着大妈的话，嘴角的弧度始终没有变。
但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极其细微地攥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她没有转看秋文，但她能感觉到秋文的目光正落在她身上——他大概没听到大妈具体说了什么，但从她的表
和身体语言里大概能猜到一些。
她想到了那六十万。
想到了自己昨晚在红烧排骨的油烟味里反复翻看转账记录时手指在屏幕上摩挲的动作。
想到了那条在购物车里躺了很久的小羊皮裙子。
她是那个被年轻男孩骗钱的吗？
秋文连她给他买的排骨都不知道多少钱一斤。
他用自己的奖学金给她买了一瓶香水，她到现在都没舍得用，放在梳妆台最里面的抽屉里，每天晚上睡前拿出来闻一下。
被骗钱的——如果非要说谁骗谁，好像也不太好说。
“姐，谢谢您替我着想。”她开了，声音还是温和而有礼貌的，但语调里多了一层之前没有的笃定。
“他这个孩子，我从小看到大。他不是那种。至于钱——我一个开小工作室的，也没什么钱好骗。”
大妈看着她，又看了看秋文。
秋文正襟危坐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是那种介于紧张和茫然之间的认真——他的嘴唇抿得很紧，手指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看起来不像是在骗的样子。
“行吧。”大妈叹了气，把表格推过来，“既然你们都考虑清楚了，我也不多说了。填表吧。”
吴媚接过表格和笔，低填写。
她的字迹端正而流畅，写到“配偶姓名”那一栏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她偏过看了秋文一眼。
秋文正低专注地填着自己那份表格，舌尖从嘴角伸出来一点点——和她记忆中那个系红领巾的姿势一模一样。
她嘴角翘起来，低下继续写。
填完表、拍完照、在表格上签字的时候，吴媚的手没有抖。
她把“吴媚”两个字写得端正而有力，最后一笔落下去之后她把笔放在桌上，手指在签名旁边轻轻按了一下。
秋文在他自己的表格上签了字，放下笔，转看她。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很少在他脸上出现的、沉静的满足感——不是那种欢呼雀跃的兴奋，而是一种“终于到了这一刻”的、平静的确认。
工作员在两个红本子上盖了钢印，把结婚证推到他们面前。
大红的封面，烫金的字，钢印压过照片上两个的脸。
照片里吴媚微微歪着，发尾的酒红色在闪光灯下泛着光，秋文在她旁边，肩膀挨着她的肩膀，嘴唇抿着，但眼角弯起来的弧度出卖了他。
“恭喜你们。”大妈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你们自己看着办”的无奈和善意。
吴媚拿起一本结婚证，翻开看了一眼。
照片上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十岁，和秋文站在一起，不像一对相差十八岁的夫妻——更像是姐姐和弟弟，或者一个保养得特别好的年轻妈妈和她上大学的儿子。
她把结婚证合上，塞进包里。
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阳光已经升到了半空中，把灰白色老楼的外墙照得发亮。
吴媚站在门的台阶上，
吸了一室外微凉的空气，然后缓缓吐出来。
她的胸随着呼吸的节奏起伏了一下，开衫扣子在胸位置又绷紧了一点。
她转看着身边的秋文——他站在她旁边，手里握着另一本结婚证，低着看封面，表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不太敢相信的认真，好像他手里拿的不是一本九块钱工本费的证书，而是什么一碰就会碎掉的宝贝。
“走吧，”吴媚伸手在他顶揉了一下，手指
进他柔软的发里画了一个圈，动作和她昨天揉周知远发时一模一样，但嘴角的笑意更，眼底的光更柔。
“回家给你做红烧排骨。昨晚剩了一碗，今天给你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