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些卖命的卒子，给他们的军饷，只要能保证他们不死光、还能勉强守关就行了。至于那些多余的军需银两……

在这些文官看来，那些钱若让那些大老粗花了，给他们买吃、买棉袄穿，那简直是殄天物！一分一厘倒在那些烂泥里，不如拿来给朝中的栋梁之臣享受！边关寒苦，是那些当兵的生来就该受的。谁叫他们只会舞刀弄枪，不事生产？谁叫他们生来就是泥腿子、扛枪的命？

“赵兄，你听说了吗？前方靖远又递奏疏，说北境冬衣缺太大，将士冻毙营中，催朝廷赶快拨银。”户部郎中孟承礼端着酒杯，对身旁的工部员外郎谢从简笑道。

谢从简闻言，嘴角一撇，手中的象牙筷夹起一片炖得酥烂的驼峰，慢悠悠地送中：“方靖远……他能扛着刀在边关冲杀，难道还搞不定几件冬衣？他手底下号称五万兵马，五万连衣裳都搞不到，还不是他自己无能？依我看，军饷军需这等命关天的大事，就该给咱们文官统筹，武将只知行军打仗，哪里懂得理政？”

“赵兄说得极是。”孟承礼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谢从简碰了一下，“他们打仗打不过蛮子，反倒是跟朝廷哭穷的本事，一个比一个厉害。哭一声，就要我们掏钱。可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圣上恩赏的俸禄，是祖宗留下的基业。凭什么拿去养那些毫无用处的丘八？”

这话说得极其恶毒，可在座的几位官员，却纷纷点称是，甚至有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

“听说方靖远还放话说要追究军需官克扣之责。”

“追究？他追究谁？追究咱们？他一个武夫，手里拿的刀是圣上给的，兵也是圣上拨的。他不去边关打仗，反倒回过来查咱们？他以为他是谁？”

“就算要查，也得圣上点。圣上如今还在芷兰阁养伤呢，哪有闲工夫管这些事？文大替圣上分忧，把奏疏压下来，还不是为了不让圣上心？方靖远不懂为臣之道，只知逞匹夫之勇。”

“算了，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来，赵兄，再一杯！吃完这杯，咱们还要去城东的‘金玉堂’坐坐，听说那里新来了一批西域宝石，颗颗都有鸽蛋大小。咱们吃完饭去瞧瞧，权当消食。”

“哈哈哈，好，好！”

这帮官员们推杯换盏，好不快活。他们昨夜在另一座酒楼喝得烂醉，前夜也在某位同僚的别院里喝得东倒西歪。这连着多的宴饮，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最寻常的一部分。还未到中年，不少官员的腰围便已经胀得滚圆，走路都要搀扶。他们手里攥着的银子，有大半都是从本该拨给边关的军饷、赈灾的粮款、河工的修缮费中，一层层盘剥下来的。

更令发指的是，他们对这种盘剥不仅毫无愧疚，甚至觉得理所当然，觉得是自己应得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边关将士若是死光了，对于这些文官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

“你们说，方靖远为何要压着兵权不放？”一，在另一场酒宴上，一个略微年轻的官员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问道。

谢从简用帕子擦了擦嘴，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半眯着眼说道：“各位想想，那方靖远，如今手握北境几十万大军，圣上又重伤不朝。若他真打赢了仗，带着十万兵回来，到时候功高震主，又手握兵权，咱们这些文官，岂不是要被他一个武夫压着一？”

“方靖远会不会……”那名年轻官员比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谢从简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慎言！但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重新端起酒杯，慢悠悠地说道：“所以，咱们不能让他太舒服。不是说咱不给他军需，咱给，只是给得慢一点，少一点。他粮不够，自然就削弱了。他兵马疲惫，自然就困在北境，动弹不得。他越是打不了胜仗，他的功劳就越小；他的功劳越小，他将来就越没有底气来给我们摆脸色。最好的选，就是让他困在边关，既不能立功回朝威胁我们，也不能兵败投降让圣上降罪。就这么僵着，让他自己慢慢耗。等到他耗得心力瘁，兵士冻毙、粮断绝，自然就会请辞归朝。到时候兵权一，朝堂之上，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这一番话，说得在座之频频点。能混到五品以上的文官，谁都不是庸才，他们知权术之妙。相互算计，早已是家常便饭，如今更是谙其道。

“所以啊，”谢从简话锋一转，脸上露出快意的笑容，“北境那边，就让他们多受些苦。受苦的越久，耗得越快。至于他们的死活……呵呵，只要别死得一个不剩就行。留个几万的皮包骨，给圣上做个样子，说是咱们北境还有兵。至于那些老弱病残，打了败仗的，不是就要裁撤吗？到时候咱们再推波助澜，把方靖远的骨将领调走、贬斥、甚至……”他又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不过这次没说完，只是意味长地笑了笑。

一桌顿时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这些文官们内心处，其实不得北境军哪天再来一次大败，全军覆没。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全部责任推到方靖远上，说他指挥无能、丧师辱国，然后名正言顺地削去他的兵权。至于北境如果真的关，那些蛮子南下侵怎么办？这些文官早已打好了算盘——反正他们自己在京城，离得远，到时候大不了迁都、割地、和亲，总有办法保全自己。

夜宴仍在继续。

赵恒之前许给北境军和方靖远的封赏，早已被兵部和户部左右推诿，全部取消。不仅如此，原有的军需在层层盘剥之下，到北境军手上的只剩了三成。那三成

的军需，还要经过地方州府的“抽成”、转运司的“损耗”、驻军的“预留”，真正抵达最前线将士手中的，连原来的两成都不到。

那剩下的八成去了哪里？

答案很简单。

在汴京城的各大酒楼、戏园、赌场、青楼、古董铺、当铺中。那些本该变成将士中的馒、身上棉衣的白花花的银子，全部化作了官员手中把玩的古董、嘴里嚼着的珍馐、身上披着的绸缎。

汴京城西的“金玉堂”，是京城最出名的一家古董铺子。铺面不大，但里面卖的，全都是动辄上万两银子的货色。前几，一位从江南回来的三品大员，在铺子里挑了一扇屏风——那是前朝宫廷流出的一件紫檀嵌螺钿的八扇大屏风，光边框就用了八斤纯金。那扇屏风，被他以四十八万两白银的天价买下，运回他的别院，摆在了客厅里。

那笔钱，若是用来购置冬衣，足以让北境前锋营两万将士，每分到三套厚实的棉袄，外加一床厚棉被。

那笔钱，若是用来买粮，足够让前线士兵吃上大半年的白面馒和红烧。

可那笔钱，被用来换了一扇屏风。

在那扇屏风被摆进某位大员的客厅时，在千里之外的北境，一个年仅十七岁的新兵，正蜷缩在营帐的角落里，用一件单薄的秋衣裹着身子，嘴唇冻得发紫，手指僵硬得连枪都握不住。他望着帐外飘飞的大雪，小声问着旁边的老兵：“叔，这仗打完，咱们能回家吗？”

老兵沉默了很久，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道：“睡吧，睡着了就不冷了。”

而京城那边，那位官员正站在屏风前，端着酒杯，欣赏着屏风上每一道美的刻痕，满意地捋着胡须。

“好屏风！好极！”

旁边的宾客纷纷附和，赞叹不已。

宴席散后，那位官员摇摇晃晃地回到书房，在灯下提笔给自己的同年写了一封信：“近京师安稳，我等文臣当戮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