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三纲五常，其中对于君臣关系的定位是“君臣有义”，而且还有“君为轻，民为本，社稷次之”的理论。不过这种限制君王的儒家理论就不必往本国传了，他们的天皇已经够可怜的了，再限制下去就没有了。

“老师，”武好古又将话题转到了向本国“传教”的内容上来了，“学生以为，我们向本所传之道，是必须综合考虑本国的。可不能把我们的‘乡约’、‘商约’和‘士约’传去本国，他们也用不着。”

本国现在是庄园经济，工商业根本不发达，农民更是没有地位，是给武士随便砍着玩的存在。能搞什么“约”啊？

“那本要用何道理？”苏东坡问。

武好古想了想说：“我国现在是圣君当朝，君威鼎盛，所以才要用各种约法。而本国则是君权不振，贵族和僧侣割占土地，控制民户，类似我国的两晋。因此要传以尊王之道，要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要强调大义名分之说。

至于大道嘛，暂时不要传，无论是理学还是自然之道，一时恐怕都争不过本的和尚，还是先循着大理国的路子来吧。”

“大理国？”

“对，佛治心，儒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