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早，跑五公里热身，然后是铅球、铁饼、标枪的专项训练，下午还要跟着篮球队打对抗赛或者跟足球队跑折返跑。

每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我的运动服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拧得出汗水。

我的身体在这三个月里发生了眼可见的变化——原本瘦削的肩膀开始变宽，手臂上开始出现一层薄而结实的肌线条，小腹上那层软软的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硬邦邦的、块垒分明的腹肌廓。

汗流得多了，脑子里那些七八糟的念就少了。

训练完回到宿舍洗完澡，沾到枕就能睡着，根本没有多余的力去思考那些“她为什么不理我了”“我做错了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李清月了——也不是完全没想起，只是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那些记忆像是被浸泡在很的冷水里，模模糊糊的，触碰不到水面。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铅球训练场。

我站在投掷圈里，手里托着一颗沉甸甸的铅球，正把它抵在脖颈侧面，调整呼吸，准备蹬地转体发力——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有在场边上喊我的名字。

“白宾——！白宾——！你快出来！你家里打电话来了！你爸好像出事了！让你赶紧回去！”

我手里的铅球从指间滑落。“咚”的一声闷响落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出去，差点砸到自己的脚背。我站在原地愣了两三秒钟，然后拔腿就跑。

从镇上到市里的医院，坐中车要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小时——中车在老旧的公路上颠簸着前进，窗外的田野和房屋一片一片地向后退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什么都没想。

我不敢想。

我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了。

坐在走廊的不锈钢排椅上，身上还穿着一件在家里活时穿的蓝色围裙，显然是接到消息之后就直接赶过来了，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来。

她整个缩成一团，像一棵被风霜打蔫了的老白菜，两只手握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看到我跑过来的时候，嘴动了动，第一句话没有发出声音，第二句话才带着一种被压扁了的颤抖挤出来：“宾宾……你爸他……”

我没有等她说完，因为我看到了从病房里走出来的医生——医生手里拿着一沓检查报告，脸上的表是一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次、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见到的、叫做“我们尽力了”的东西。

急肾衰竭。

病因是痛风药物长期过量累积导致的中毒肾损伤。

我爸跑船的时候在船上胡吃海喝落下了痛风的病根，疼起来的时候一把一把地吃止痛药和降尿酸的药，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也从来不看药品说明书上的剂量。

那些药物在他的身体里积月累地沉积下来，像慢慢堆积的泥沙，一点一点地堵塞了他的肾脏。

这次在船上发作的时候，他以为只是痛风又犯了，咬牙扛了两天，扛不住了才让帮他打了电话。

船靠岸的时候被抬下来的，送到医院的时候双肾已经大面积坏死。

医生说，就这两天了。

我站在病房门。

我看到白伟华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几根管子和电线，脸上戴着一个氧气面罩，面罩里随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伏地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

我的父亲——那个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糙、嗓门大得像铜锣、一掌拍在我后脑勺上能把我拍个趔趄的男——此刻缩小成了一团安静的、枯瘦的廓，白炽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他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清晰过。

我慢慢走进去，在病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他的睫毛动了动，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的目光花了几秒钟才聚焦在我脸上。

然后他的嘴角动了动——努力了一下——在氧气面罩下面挤出一个不成形的、扭曲的、但确确实实是一个笑容的弧度。

“宾宾啊……”他的声音闷在氧气面罩后面，像隔着一层厚玻璃传过来，“你来了啊。”

我张了张嘴。

我本想喊一声爸，但喉像被一块浸透了水的毛巾堵住了，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化成了一串无声的颤抖。

我低下，把脸埋在了病床边沿的白床单里，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

窗外的夕阳正在沉下去，橘红色的光线透过病房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金色的光带，正好停在我爸的病床前，像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埋着哭了多久，等我终于抬起来的时候，夕阳的光已经从地板上消失了，窗外只剩下一片灰蓝色的、正在暗下来的天空。

父亲白伟华闭着眼睛在休息。他的呼吸依然在氧气面罩里微弱地起伏着，节奏缓慢而吃力，像一台老旧的水泵在艰难地运转。

我伸手帮他把被角掖好。

我的手背擦过他露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粗糙的，布满老茧和裂的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好像永远嵌着一道洗不掉的黑色印记。

这只手曾经在无数个夜里握着舵穿过风，曾经在我小时候把我高高地举过顶让我坐在他肩膀上逛庙会。

我握住了那只手。

那只手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但它还是回握了我一下。很轻的一下，像是蝴蝶落在花瓣上的那一点点重量。

然后松开了。